山城重慶最后的"棒棒軍"

  來源:財富密碼劉向南2017-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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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棒棒軍曾是山城重慶的名片,高峰時有幾十萬人,但隨著時代變遷,如今這個行業正逐漸從山城消失。
    棒棒軍曾是山城重慶的名片,高峰時有幾十萬人,但隨著時代變遷,如今這個行業正逐漸從山城消失。后來觀音橋一帶慢慢變得繁華起來,為了市政管理的需要,包括袁世平在內的一大溜的補鞋攤被取締,他就拿起棒棒,加入了"...

棒棒軍曾是山城重慶的名片,高峰時有幾十萬人,但隨著時代變遷,如今這個行業正逐漸從山城消失。

冬日的山城在早晨7時醒來,霓虹燈漸次熄滅,天色漸漸亮了起來,江風習習。

位于渝中區解放碑附近的朝天門服裝批發市場已經開門營業。朝天門服裝批發市場規模宏大,每天,成千上萬件服裝都會從這里分銷到山城的各處。

8點13分,"老棒棒"王長河的手機響了,是一個正在朝天門批發市場進貨的女孩打來的,女孩叫王麗。王麗選購了兩大包服裝,需要王長河挑到不遠處的小什字地鐵站,她再坐地鐵帶到自己的服裝店。

王麗幾乎每周都會來朝天門選購一次服裝,每次她都叫來"老棒棒"王長河把貨挑到地鐵站,他們之間已經形成了一年多穩定的"雇傭關系"。在王麗看來,王長河人老實,挑一次貨,根據輕重,有時給他10塊錢,有時給七八塊,他都不計較。

2016年12月15日,山城的清晨霧氣蒙蒙。像往日一樣,王長河6點半起床。在位于解放碑附近的出租屋里,他給自己做了一碗面條,吃完就出門了。

在接到王麗的電話之前,他已經挑了一擔活,這仍舊是一個老主顧--一個在解放碑附近做毛肚生意的女老板,主顧要他在7點40到她的加工作坊挑兩包毛肚到附近的公交站,然后她再坐公交去把這些毛肚賣給幾家火鍋店。這是一個持續了更久的"雇傭關系",已有10年時間。每天清晨,王長河都會挑著毛肚來到公交站,每次酬金10元。

在接到王麗電話的時候,王長河剛剛忙完第一單生意,他提著手里的竹棒,一路奔跑,氣喘吁吁。他說:"讓人家等太長時間不好"。

服裝批發市場里等活的"老棒棒"很多,他也許更擔心的是被別人搶了活,從而失去這樣一位來之不易的主顧。這擔活,他的報酬也是10元。

王長河坐在解放碑九尺坎路口等生意。(劉向南攝影)

王長河來自重慶渝北區一個農村。他早年曾在廣東當了幾年兵,1976年退伍后回到重慶,不久就加入了"棒棒軍",算起來,他應該是在重慶從事棒棒職業的最早的一批人。

在"棒棒軍"職業頂峰時期,山城的大街小巷隨處可見這些肩背一根竹棒攬活的人。有數據顯示,高峰期,山城的棒棒大軍多達40萬人。他們一度成為這個西南大城市不可或缺的工種,也成為這個城市標簽。

今年已經63歲的王長河也很可能是山城最后一批"棒棒軍"了,雖然沒有確切的統計數據,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這個行業正在山城逐漸消失。

現在,若不是在某些特定區域,他們的身影很難在這個城市被人們注意到。

"現在做這個的人少了,沒有生意,"王長河說,"原來棒棒多,生意也多。"

處于歲尾的2016年12月15日,山城重慶并無大事可記,對于"老棒棒"王長河來說,也是最為稀松平常的一天。在接完前兩單活后,他在朝天門服裝批發市場的各個商區走來走去,看能否碰到好運氣,然而并沒有好運氣光臨。

批發市場在中午1點后就打烊,盡管市場里摩肩接踵,王長河一直沒能再碰到需要他的主顧。他興味索然,11點鐘就離開了市場。

回出租屋吃飯的路上,王長河終于又接到了一單活,仍舊是為人挑服裝,酬金10元。

這個上午的三單活賺到的30元,就是王長河在這一天里的全部收入了。

在位于繁華的解放碑商圈的王府井百貨大樓的側面,九尺坎路口,有一棵黃桷樹。幾乎每天下午,"老棒棒"王長河和其他"棒棒"們,都會出現在這棵黃桷樹下。

12月13日下午,王長河坐在路邊的一個石頭上,把兜里的紙鈔掏出來,一張一張地點著。這一天,他掙了90余元。其他三四個"老棒棒",有的坐在路邊等生意,有的圍看別人玩牌賭錢。

黃桷樹下的這個路口,是王長河這些"老棒棒"的一個聚合點。

重慶解放碑商圈,兩個正在等活兒的"棒棒軍"。(劉向南 攝)

來自四川廣安的"老棒棒"張坤華,在這一帶的棒棒群體中有一個人所周知的小名:豬兒來。他守在九尺坎路口,已經有20多年了。

"我剛來的時候,這棵黃桷樹只有小碗口那么粗,現在你看它的根部,一個人都抱不過來了,"他回憶說,"那時還沒有王府井百貨大樓,這周邊都是矮房子,解放碑是最高建筑物,現在解放碑周圍都是高樓大廈,它反而最矮了。"

20余年滄海桑田,變化的不僅是城市面貌。"就這兩三年,經濟下滑,錢不好掙,做棒棒的就少了,""豬兒來"說,"在這個路口,原來每天有六七十個人等活,現在就剩下我們這三四個人了。"

"豬兒來"生于1971年,個子不高,胖胖的。童年時,他的母親就病逝了,父親帶著他與哥哥姐姐在生產隊里掙工分,書也沒讀。從八歲開始,他就跟人學習"翻砂",這是一門傳統的手藝,就是把銻鍋之類的融化后,做成臉盆、水桶等用具。他還學過補鍋,十二歲出師后,開始在他的老家鄰水縣走鄉串戶謀生。

1989年,家鄉遭了洪水,"豬兒來"離開家鄉,到廣東打工,由于沒文化,也沒技術,很難進工廠。1991年前后他來到重慶,落腳解放碑,成了一名"棒棒",一干就是20多年。

不遠處的朝天門服裝批發市場開業于1992年,它有十多個商區,是國內最為知名的大型服裝批發市場之一,每天都是車水馬龍,人聲鼎沸,其周邊也就聚集了重慶最為龐大的"棒棒軍"。像"老棒棒"王長河一樣,"豬兒來"每天也是早早起來,到朝天門批發市場攬生意,下午市場打烊,就到九尺坎路口坐著等活兒,"晚上有活就晚一點回去,沒有活,就七八點鐘回。"

2016年12月13日這天,已經過了下午三點了,"豬兒來"還沒有攬到一單生意。"又要吃老本了,"他說。而這樣一整天找不到活干的情況,現在經常發生。

"現在平均下來,一個月能掙2000塊多一點,扣除生活費、房費,剩不下多少。""豬兒來"說,"最好掙錢的時間是在2000年前后,一個月能掙五六千塊,當時全國經濟都在上行,工程多,我們抬渣土、抬沙子、搬地板,多是工地上的活,什么都做。"

在鄰水縣老家,"豬兒來"的四個孩子,兩個讀小學,兩個讀高中。他在重慶做"棒棒軍",主要是供養這四個孩子讀書。"四個孩子,平均每天需要100塊錢的開銷,"他說,"我一天至少得掙100塊錢,但是這三天算下來,還不到一半。此外,我自己還要開銷啊。"

而在剛剛過去的2016年,這樣的情況經常出現。"連我自己都要養不活了"。"豬兒來"雖然想另謀生路,但卻少有出路。

比"豬兒來"小一歲的王道明在解放碑、朝天門一帶做"棒棒軍"也有20余年了。幾乎每天下午,他也都會出現在九尺坎路口的黃桷樹邊上等活兒。他來自四川大竹縣。最近他每天也幾乎在抱怨著"活兒不好找"。

2016年12月16日,王道明接了兩單活,一單賺了20元,一單賺了15元。四天后,他幫人搬了一次家,賺了100多元。

王道明也沒有什么文化,小時候他爬樹掉下來,摔壞了腰,這影響到了身體發育,身體比其他人要矮小,且有些佝僂。1995年前后,他在老家跟人學習理發,在鄉間做過短時間的理發師傅,后來因為"家里窮,娶不到媳婦",就到廣東惠州打工,在一個工地上做散工,光著腳攪拌水泥,不到一個月就把腳泡爛了。

來自四川大竹縣的"棒棒軍"王道明,回出租屋的路上。(劉向南 攝)

后來,他一個在惠州打工的妹妹把他介紹到一個玩具廠工作。在玩具廠,他認識了貴州的一個女孩,后來成了他的妻子?;楹?,王道明沒有再去廣東。孩子出生后,為了回家方便些,他到重慶做了"棒棒"。

王道明的一個妹夫也在這里當"棒棒",最初他就跟著妹夫一起干,王道明回憶:"剛開始,一挑挑不動,二挑挑不動,道路也不熟,我跑回家去好幾次,又再回來,來回折騰了好長一段時間,才適應了。"

盡管收入并不高,王道明還是做了20年的"棒棒軍"。"我不偷不搶,是正兒八經打工,我走路都會走得干凈利落。"王道明說。

王道明與"豬兒來"住在同一間出租屋里。這是位于嘉陵江邊半坡上的一片老住宅樓,距離朝天門服裝批發市場不遠,穿過狹窄幽暗的樓道走進去,一個100平方米左右的大房間里擺了近20張上下鋪,如果這些床鋪都睡滿,這個幽暗、雜亂的房間能住下三四十人。

這就是"老棒棒"們口中的"棒棒房"。王道明與"豬兒來"都在這間房子里住了10年以上了,房租150元/月。房間里不能做飯,但可以洗澡、洗衣服,還有陽臺與衛生間。此前,王道明與"豬兒來"都住在九尺坎邊上的洪崖洞,那里原本是一片木質結構的吊腳樓,起初房租很便宜,只要1元/天,后來拆遷改建,變成了現在的著名的旅游景點。

為了省錢,有些"棒棒"連房子都不租。

重慶女孩黎雋生活環境優渥,在一些冬天,她會和朋友們一起買些物資,分發給路宿街頭者,她注意到朝天門周邊的一些地下通道里,每到深夜,就會有一些"棒棒軍"睡在那里。

"'棒棒'在其他人眼里是最低級的工作,會被人看不起,"在重慶另一個重要商圈觀音橋做棒棒多年的許世友說,"有時我拿著根棒棒從一些人身邊走過,從他們的眼神、臉色就能看出來,他們看不起棒棒。我們隨時都能遇到這種情況,這個時候,我會把心態放平衡。"

生于1974年的許世友來自四川墊江,他在2002年前后開始做"棒棒",之前他也在深圳打工七八年,"在手袋廠,我負責打包,天天加班,一天干10多個小時,受不了,"后來他到了重慶做"棒棒","這個比較自由,沒有人管,跟在廣東打工掙錢差不多,而且離家近,回家方便。"

剛到重慶時,許世友先是在渝中區的兩路口、學田灣、大禮堂一帶做"棒棒","那邊全是爬坡上坎,干活很累,"后來江北區修建觀音橋商圈,他就轉奔觀音橋,在觀音橋一干就是10多年。

在墊江老家,許世友有一個兒子,14歲,正在讀初中。他的妻子是江西九江人,是在深圳打工時認識的,在老家照顧孩子。他家還有田,但只有六七分,"如果不出來打工,連飯都吃不飽。"

但現在做"棒棒"的生意越來越不好。"貨運公司把我們的生意搶了,他們都可以送貨上門,原來也沒有專業的搬家公司,"許世友發現,他身邊的"棒棒"朋友們一個一個都離開了。

盡管如此,許世友還是決定繼續留在觀音橋。"我沒有別的選擇了,"他操著濃重的重慶話說,"我沒文化,也沒專業,回家種田也不現實,還能干啥子?如果這個行業真的要消失,我只能到時再找機會。"

一個"棒棒軍"走過重慶"十八梯"。(劉向南 攝)

現在的觀音橋商圈,已經超越解放碑,成了重慶市最為繁華的購物消費中心。"老棒棒"袁世平目睹了觀音橋商圈從無到有的整個過程。

生于1960年的袁世平是重慶合川人,合川離重慶市區只有一兩個小時的車程。他在觀音橋一帶謀生已逾30年。他屬于第一批進城的農民,早在1978年前后,因為"沒有口糧",他就偷偷跑到湖北去謀生,1981年前后還到過廣西,1983年左右,他來到重慶,在江北區的華新街擺攤補鞋,一補就是10多年。

袁世平回憶早年的觀音橋,"香港城和天街這一塊是客車總廠,茂業百貨這里是長途客運站,星光68這里是民政局,步行街則是一條污水溝,離觀音橋不遠就是農田。"后來觀音橋一帶慢慢變得繁華起來,為了市政管理的需要,包括袁世平在內的一大溜的補鞋攤被取締,他就拿起棒棒,加入了"棒棒軍",迄今也有20年了。

在剛做"棒棒"的那幾年,袁世平的生意很好,"觀音橋商圈剛開始動工,我們就在工地上抬水泥、抬河沙、扛東西。那時出租車、三輪車也少,給人擔菜、扛米,給人搬家,"袁世平說。

變化出現在近三兩年內,"快遞公司和搬家公司多了,我們的活就少了,很多老板自己都賺不到錢,能自己提就自己提,也不怎么舍得找'棒棒'了。"在袁世平剛入行時,"做棒棒的年輕人還很多,現在主要是40歲以上的,都是認不得幾個字的人,年輕人都干別的去了。"

觀音橋商圈也是"棒棒軍"的集中地,"來自五湖四海,各省都有,但主要是重慶周邊與四川人,"袁世平估計,最多時數量可達上百人。袁世平在附近租了個房子,租金每月六七百元,他一般都是在上午九點或十點出門,但晚上回家晚,因為這里是商場和寫字樓,上貨、下貨、拆遷、搬運等一類活,都得在晚上才能干。他一個月的收入有三四千元。

12月20日上午的一單活,把他累得夠嗆:他和另一個搭檔到一個老舊的小區給人背石膏板到7樓,沒有電梯,每次他都要背重達80斤的石膏板,5趟下來,他拿到了50元的報酬。

雖然如此,袁世平認為做"棒棒"要比進廠打工好,"自由,而且拿現錢。"

"其實,他們現在已經不能再被叫成'棒棒'了,是'搬運師傅',"在觀音橋經營著一間服裝店的馮馨說,"真正意義上的棒棒已經很少了,他們更多是用拖車等工具,等在商場的樓下,貨車一來,知道要下貨了,就圍上來。"

馮女士的服裝店在一家商場10多層,每天都要多次雇傭"棒棒軍","送貨的一到,我就會說找個熟的送上來吧,"她用的都是固定的幾個人,價格不一樣,"白天,一車上樓是10元,晚上30元。"馮女士認為"棒棒軍"的工作非常重要,"沒有他們哪有我們?那么多貨,都是100斤、150斤重的大口袋,我自己肯定搬不動。"

馮馨注意到,有些人的收入并不差,"經濟不景氣,每天都有人搬遷拆店,也每天都有人會進來,拆卸,裝修,這些都在晚上做,晚上他們的費用高,我聽他們說,一個月能掙一兩萬。"馮馨用的幾個"熟客",有兩人家庭條件很好,"有的子女開公司,有的還去香港旅游,"他們都住在觀音橋附近,而且買了房子。

雖然商圈地帶"棒棒軍"比較集中,但馮馨也注意到,這個群體的數量確實在逐漸減少。這種狀況的發生,"一個很大的因素是快遞業發達了,"馮馨說,"比如有些女性到我的店里買衣服,批發一大包,她們提不動,或者想先去逛街,就會叫快遞公司的人幫她們帶回去,而不是找'棒棒'。"

2016年12月15日上午近10點,在"棒棒軍"更為集中的朝天門服裝批發市場,焦女士閑坐在她的攤位前,神情有些焦慮。她說,今年生意最難做,"比以前起碼少了五分之四的生意,全都在虧錢,我們生意不好,他們也就沒有活干。"

她注意到,除了已經離開重慶不再做"棒棒"的那些人,留下來的,"因為活少了,出來轉的也沒那么多了,他們平時就坐在街邊耍,打點小牌什么的。"

解放碑附近的一個"棒棒房"。100平方米大小,可住下三四十人。(劉向南 攝)

在重慶社科院產業經濟與企業發展研究所所長王秀??磥?,"棒棒軍"群體數量上的顯著變化,是發生在2000年以后,"由于很多情況發生了變化,比如交通工具比過去發達了,小汽車普及化,公交車更方便了,'棒棒軍'開始萎縮。"

王秀模分析,"棒棒軍"萎縮的背后,"還有一個因素,是很多人沒看到的,就是勞動力成本上升偏快,中年建筑工人,一個月能掙1萬到1.5萬,一些'棒棒'也想掙這個數,價格盲目上漲。"

在日常生活中,王秀模也會用到"棒棒軍",從他家到附近的一個菜市場,不到兩公里路,"原來3塊錢就可以讓'棒棒軍'把菜幫著提回來,現在給10元他們都不干,起碼要15元,這個錢我完全可以打個的士回去了。"

王秀模認為,"棒棒軍"是山城重慶的一個"很好的幫手",不可或缺。"從1980年代下半期到1990年代末,是它的鼎盛時期,因為城市經濟活動頻繁,需要人力搬運,農村人也能全面走向城市,供需雙方都達到了高峰。"現在則是市場萎縮期,但王秀模認為"棒棒軍"不會消失,只是急需關注和扶持。

也有不同的看法。

任教于中國人民解放軍重慶通信學院的秦潔曾研究重慶"棒棒軍"多年,并出版了《重慶"棒棒":都市感知和鄉土性》一書,在她看來,目前重慶"棒棒軍"正處于一個正在消失的過程。"只有離開的,很少人新加入,"秦潔說,"現在的年輕人寧愿去工廠打工,或者去當保安,畢竟在我們的意識里,下體力還是不容易受到尊重。他們的量在減少,這個群體雖然還存在,從長遠看,肯定會消失,或者有另外的方式來轉化。"

"目前從事這個職業的群體多是四五十歲,年輕點的也有四十歲了,他們沒有技能,也不愿意去受到工廠體制的規訓,職業選擇面很小,他們的將來會怎么辦,究竟是怎樣一個走向,是我最擔心的。"秦潔說。

當然,也有逆勢的新進入者。

31歲的袁作斌來自重慶渝北區農村,在2016年初才拿起竹棒,加入觀音橋商圈的"棒棒軍"。他穿一件大紅色的風衣,整潔干凈,人也顯得精神,在一幫土氣的"老棒棒"中,格外顯得與眾不同。

袁作斌只有高中文化程度,在重慶做了很多年的建筑與裝修工,他是由一些在重慶做了一二十年'棒棒'的叔伯帶入的。在觀音橋一帶,他們這個有著或近或遠親屬關系的小群體有20多人。在這個群體中,跟袁作斌年齡相近的,有四五個人,其中兩個只有二十來歲。

像其他"棒棒"一樣,袁作斌一般也是在晚上干活,幫人拆裝、進卸貨,白天則在商場外閑坐玩耍。有時他要忙到凌晨三四點才能回家,甚至次日晨六七點鐘。

近一年來,他每月的收入有三四千元,比以前上班還要好一些。而且,在他看來,與以前的工作比,工資不拖欠,也比較自由。目前,他手里的熟客主顧并不多,只有四五個,"他們如果進貨,就會找我們。"

袁作斌和他也在重慶打工的家人一起在觀音橋附近的華新街租了一間房子住,租金一個月1200元。他已經結婚,孩子在讀小學一年級。他的愛人是鄰水縣人。結婚前,他貸款在鄰水買了一套房子,100個平方,目前每月要還1000多元的房貸,他還有車貸,也是每月1000多元。這些支出,全賴他做"棒棒"。

在渝北郊區老家,袁作斌還有農田,但早荒棄了,村里的同齡人,也都出外謀生,有的搞裝修,有的開門市,有的在商場里賣電腦。但像他這樣扛起竹棒加入"棒棒軍"的并不多。

重慶觀音橋商圈,一群"棒棒軍"正在街邊玩牌。紅衣者是袁作斌。(劉向南 攝)

當然,做"棒棒"也是他的臨時之計,而非長久,他說:"如果行,就繼續干下去,如果不行,再去干點別的。"

解放碑的"老棒棒"王道明的同鄉馮潤田也是去年才開始做"棒棒"的。馮潤田生于1968年,在福建打工10多年,2016年3月到重慶,他先在沙坪壩給一家飯館送了幾個月的外賣,3個月前到了解放碑,跟王道明、"豬兒來"住進那間"棒棒房",干起了"棒棒"。

但三個月下來,馮潤田很灰心,"沒有人喊,有時一天只掙幾塊錢,有時一分錢都掙不到,最多的一天才掙了50塊錢,連生活都要養不住了。"馮說,"如果能找到其他的活,就不干了。"

2016年12月17日,因為老家有些瑣事要處理,"老棒棒""豬兒來"回鄰水老家去了。他決定在家里過完春節,正月十五之前再返回重慶繼續干老本行。他說:"我沒什么手藝,在老家也沒有其他方式找錢,回來肯定還是做'棒棒'。"

相比于"豬兒來",同在解放碑的"老棒棒"王長河則優哉得多,他的子女早已成家,在成都賣酒,他的老伴也在渝北老家賣酒,他沒有什么家庭負擔。他說自己做"棒棒軍"更自由。

"要是哪天干不動了,我就退休。"王長河說。(編輯:月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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